这都涉及到结构性调整的问题。
最典型者莫过于社会福利制度。（2018.12.1，仅代表个人意见）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3年5月号）》，第121页。
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虽然有不少不公正之处，但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内部现行的体制、规则而言效率要高得多，也公正许多。[1]1976—1979年间，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以上，1980—1989年间为70%，1990—1999年间为60%左右，[2]如此优势，决定了他们的共识、决策足以直接决定全球经济存量和增量的大部分份额。[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7年4月号）》，第二章。同时，由于高福利侵蚀了公共收入的过多份额，基础设施等其它必要的公共产品相应得不到足够的维护，从而削弱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后劲，进一步压缩了传统中产阶层上升的空间。世界经济已经在前几年结束了一个康德拉捷夫长波周期，但还缺乏新的革命性技术创新来开启新的长波周期繁荣阶段。
[5] 正是这样的变局，使得七国集团（G7）机制不可避免发展到了二十国集团（G20）机制，1999年成立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作用逐渐成长，并在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中升级为G20领导人峰会机制。与偏重强调分配、消费的拉美左翼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更加强调生产，无论是在打天下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面开展经济建设的和平时期皆然。同时，余永定也认为，中国有条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各界呼吁关注经济增长质量而非速度肯定是正确的。但这类改革和调整在短期内难以完成，远水只能解远渴，它们对抑制经济增速在2019年下滑发挥不了立杆见影的效果。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中国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央行原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近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现在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可能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
事实上，房价的剧烈上涨早在央行信用宽松前就出现了。因此，央行需要加大货币供应量来满足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需求。
2019年中国经济究竟如何？近期，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开始显现，但我不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会很差。而这也意味着，在2019年我们还有政策空间。基础设施主要是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这些领域，特别是在短期，是不可能有很高商业回报的。例如，房价变动周期与增速和通胀周期并不同步。
考虑到或有债务，上述占比可能更高。当然通胀率持续上升肯定是坏事，但是，现在中国通胀率在2%左右，明年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特别是PPI。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2012年3月以后PPI连续54个月负增长，CPI基本上也在2％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仍然不得不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
富于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可以成为经济的调节器，适度贬值可以提升通胀，也可以缓解出口压力。完全有理由认为，真正的因果关系是房价上升导致货币供应量上升。
房价、汇率不应束缚货币政策 第一财经：就货币政策而言，是否需要担心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滋长地产泡沫？ 余永定：海外央行普遍只盯住通胀这一个目标，最多再加上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第一财经：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声明中没有出现汇率稳定的表述，这传递了什么信号？ 余永定：尽管汇率稳定没有出现，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强调了六个稳，这体现了中央经济政策的求稳偏好。
如果中国的通胀到达3%，那么中国的十年期国债也是零利率。除了增速，中国现在还需要通胀，即需要一个更高的名义GDP增速。他同时认为，除了增速，中国还需要保持合理的通胀率。而当前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至少包括经济增速和就业稳定、价格稳定、汇率稳定、房价稳定。如果通胀率能上升到3%，且经济增速能保持在6.5%，那么国债对GDP比的极限值就进一步降至60%的水平，这种负债率完全不成问题。把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胀两点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较高的名义GDP 增速作为增长目标。
可以粗略算一笔账，当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3.3%，通胀为2%左右，假设基础财政赤字4%，而经济增长为6%，那么国债对GDP比的极限值是80%，与其他国家比还是不错的。作为消费者，我们都希望通货膨胀率越低越好，但是，通货膨胀率太低对生产者是不利的。
此时，抓住关键的问题至关重要。对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并不需要过度担忧。
抑制房价应该由其他政策来解决，且因地施策。2018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7年的7.5%降至5.4%，基建投资的下滑则是主因，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高达27%左右。
第一财经：各界对于加大财政支出后的基建投资低效问题颇为担忧，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余永定：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担心基建投资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中国不应该重走2009年的路径，投资项目的设计应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应该被更为精确地框定。总体而言，在2019年中国应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财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 余永定：中国过去花费了太多时间辩论是否需要采取浮动的汇率制度，货币政策长期被追求汇率稳定的执念所束缚。通缩更是会加剧偿债压力，形成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
同时，稳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金融风险防范等多项短期、中长期任务有待完成。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无从谈起。
因此，尽管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长期问题，但鉴于稳定经济增速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国需要加大政策调整的力度，2019年在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和调整的同时，执行具有足够力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房价上升会把大量原本在实体经济中循环的资金吸入资本市场，并在资本市场上自我循环。
在美联储持续加息、世界经济增长分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下行压力，外部不确定性也依旧存在2、2013年2月26日—28日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全面完成。二是省地下国地税征管体制。第三、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财税改革最大亮点是：第一、按税种属性分配税收收入。营改增是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而改革的等等。
简要评估： 一、从直接明确纳入大事记的财税改革的内容看： 第一、列入大事记的均为全国人大、国务院作出的立法或、重大改革决策，其中全国人大立法的三项。二、与财税体制（机构）改革相关的有3项 1、2008年2月25日—27日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说明：简要点评是重在简要，均未展开，仓促而就，未及细研，请批评斧正。3、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8年第三轮大部制改革进行国地税体制第二步改革职能整合即合并。三、从财税大部制改革重大决策会议看： 第一、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财税改革最大亮点是实施分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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